瓦尔特·本雅明及其“拱廊计划”
[南非] J.M.库切 文，黄灿然 译
选自《内心活动：文学评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
转载自“保马”微信公众号
这个故事如今已家喻户晓，几乎不必再赘述。背景是法国与西班牙边境，时间是1940年。瓦尔特·本雅明逃出被占领的法国，找到他在一个拘留营认识的一位叫作菲特科的人的太太。他说，他知道菲特科夫人有办法带他和他的同伴们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中立的西班牙。菲特科夫人带他去侦察最佳路线时，注意到他随身带着一个沉重的公文包。她问道，真的非要带着这个公文包吗？他回答说，里面是一部手稿，“我怕它丢了。必须……拯救它。它比我本人还重要。”1
第二天，他们翻山越岭。本雅明走几分钟就停下来喘息，因为他心脏很弱。他们在边境被截停。西班牙警察说，他们的文件无效；他们必须返回法国。本雅明在绝望中服食过量的吗啡。警察记录了一份死者随身物品的清单。清单中没有该部手稿的记录。
公文包里是什么，以及公文包消失在何处，我们只能猜测。本雅明的朋友格尔肖姆·朔勒姆（1897—1982，犹太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生于德国）认为，这部遗失的作品是仍未完成的“拱廊工程”——在英语中称为“拱廊计划”——的最新修改稿。（“对伟大的作家们来说，”本雅明写道，“已完成的作品的分量，要比他们终生都在折腾的那些片断更轻。”）但是，本雅明却以他从法西斯战火中拯救手稿，然后把它带往他认为是安全的西班牙，以及进一步带往美国这一英雄式的努力，而成了我们时代的学者偶像。2
瓦尔特·本雅明在法国国家图书馆
当然，这个故事有一个快乐的转折。一个留在巴黎的“拱廊计划”手稿副本，被本雅明的朋友乔治·巴塔伊（1897—1962，法国作家）藏在国家图书馆。它于战后被寻回，1982年按原貌出版，即是说，掺杂大量法语的德语。如今，我们有了由霍华德·艾兰和凯文·麦克劳克林翻译的本雅明这部杰作的英语全译本，从而终于可以提出那个问题：为什么对一部关于19世纪巴黎购物的论著如此关心？
瓦尔特·本雅明1892年生于柏林一个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犹太家庭。父亲是一位成功的艺术品拍卖家，其业务还扩充至物业市场；本雅明一家人以大多数标准衡量，是富裕的。本雅明童年病弱，备受呵护，十三岁时被送往乡间一所进步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他受两位校长之一的古斯塔夫·维内肯的影响。在离开学校后的几年间，他积极参与维内肯的反权威、回归自然的青年运动；直到1914年，当维内肯挺身支持战争时，本雅明才与该组织决裂。
1912年本雅明进弗赖堡大学读哲学。他发现那里的知识环境不合他的胃口，遂积极参加要求进行教育改革的行动。战争爆发时，他先是以伪造病历，继而以迁居中立国瑞士，来躲避兵役。他在瑞士逗留至1920年，研究哲学并潜心写一篇要交给伯尔尼大学的博士论文。他妻子抱怨说，他们没有社交生活。
本雅明的朋友特奥多尔·阿多诺说，本雅明被大学吸引，就如卡夫卡被保险公司吸引。尽管有顾虑，但是本雅明还是做好了获取可使他成为教授的高级博士学位的各项指定程序，并于1925年向法兰克福大学提交他研究巴洛克时代德国戏剧的论文。出乎意料地，论文未获接纳。论文在文学与哲学之间两头落空，而本雅明又缺乏一位愿意替他出力的学术保护人。（当该论文于1928年出版时，受到书评家们敬重的注意，尽管本雅明自己的看法正好相反，且为此闷闷不乐。）
学术计划失败后，本雅明开始其作为翻译家、广播员、自由职业记者的生涯。他所受的委托包括翻译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并完成了七卷中的三卷。
本雅明手稿，《Mots clefs relatifs à Proust（普鲁斯特关键词）》
1924年，本雅明访问意大利卡普里岛，它当时是德国知识分子最喜爱的旅游胜地。他在那里遇见阿斯雅·拉齐斯，她是来自拉脱维亚的戏剧导演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次邂逅影响深远。“每次我经历伟大的爱情，我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使我自己也惊讶不已，”本雅明回顾时写道，“真正的爱情使我变得像我所爱的女人。”3就这场爱情而言，转变则是牵涉到政治上的重新定位。“爱思考的进步人士，如果他们是明智的，他们的道路将通往莫斯科而不是巴勒斯坦，”拉齐斯尖锐地告诉他。4他思想中所有唯心主义的痕迹，更不要说他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调情，都得放弃。他的知己朔勒姆已移民去巴勒斯坦，并期待本雅明也跟着去。本雅明找了一个不去的借口；他继续找借口，直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