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对他喜欢的作家有一个想象，但对于余华的读者来说，只从作品中来设想他却是远远不够的。
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先锋”作家时，我却并没有见过他本人，只是从照片上看到他那副精干和深沉的样子，少年老成，大师气象。那时我想象中的余华是冰冷和阴鸷的，不苟言笑而有着鹰一般锐利的眼光。我以为这样的人是很难接近的，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容易接近的人会写出那么多冷酷而幽深、晦涩而坚硬的作品，会那样热衷于人性中的阴暗，对血腥和暴力痴迷。然而最近半年来的接触表明，这个预期不但错了，而且大错特错。余华其实比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作家都更容易打交道，更少矫饰和故作姿态，他甚至还保持了一颗不曾泯灭的童心，还有着完全“北方化”了的坦诚与豪爽，这使我倍感惊讶。
然而惊讶之余，却又觉得很自然了，一个最复杂的人常常也最简单。余华笔下的故事线索是复杂的，小说意蕴是幽深的；但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却常常是至为朴素和简单的，《活着》中的福贵，《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和许玉兰，《兄弟》中的宋钢和李光头，甚至宋凡平和李兰，甚至“刘作家”和“赵诗人”……性格无不是简单、质朴和直观的。余华正是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可以放声而爽朗地大笑，可以小口但实在地喝酒，谈吐率真而不绕弯子，与你较劲而不留什么余地。他还说他身上有山东人的血液，因此也就有着山东人的那种质朴和爽气。我忽然觉得，也许余华身上的复杂和简单是有“分工”的——他的“头脑”负责作品中的复杂，主题是复杂的，蕴涵的思想是复杂的；可是他的“心”却负责他作品中人物的简单，性格是简单的，说话是直白的，行为逻辑从来都是不加掩饰直奔主题的，在某些时候是充满“小坏”、而最后又无不是自我惩罚和救赎了的……
嗬，头脑和心灵的分工，这可是个发现。如果说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一定有作家本人的影子的话，那么在余华身上是最显在和直观的，这个特点真是令人喜爱的。
二
很多人一直在讨论余华小说中的“转型”，为什么他早期和后来的风格是如此的不同？我记得只有一个人把道理讲得最简单而可信，是作家李洱的一个说法：“余华为什么从残酷转向了温情，从阴郁转向了明朗？为什么——因为他做了父亲，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这是在一个有多位作家参加的与高校学生的见面会上说的，学生们终于明白了，复杂的问题原来是如此的简单。这个出其不意的精彩回答几乎拯救了李洱，因为他此前竟一直处在莫名其妙的紧张之中，大汗淋漓推推让让不肯说话。当他说出了这句话之后，我看到他终于情闲气定，泰然自若，网易，侃侃而谈了。我也忽然想到，从阴郁而丰盈的南方，多雨而潮润的南方，街道和人心一样机巧精致参差错落的南方，来到干燥而明朗的北国，在冬春两个季节里都一览无余的北京，语言也由宛转细腻而变得直接简练的北方，余华能不发生变化吗？
我一直有一个自鸣得意的发现，那就是我以为在最优秀的作家里，余华是为数不多的懂得“用减法”的作家之一。鲁迅是最善于用减法的，他的小说线条单纯至极，人物近乎白描，情节总充满戏剧性地集中而简练，语言也最干净俭省，因此他能够成为新文学的典范，成为文体、语言与美学方面的范本。而当代的作家中有这样功夫的作家要首推余华，他也是这样地擅长用减法，形式感这样地强。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大概只有两三千字，却提出了这个时代真正可以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提并论的命题：那就是“精神如何成年”的问题。我们总是要让坚守着纯洁的道德与信念的孩子，在他所谓的“成人仪式”上遭受一场致命的挫折，让他知道成人的世界是这样地坏，成人的道德和秩序是这样地自私和专断，当他感受到这样一场精神破灭的悲剧之后，他就“一路欢跑起来”，或“赴某地候补”了。多么普遍、令人震惊又习而不察的日常图景啊；还有他的一直被忽略的《两个人的历史》那样的小说，只用了不到三千字就几乎书写了一个长篇才能够完成的小说容量；还有《现实一种》，多么富有戏剧性的情节，这“可能的现实”比“真正的现实”来得还要令人感到震惊和有深入骨髓的真实；《鲜血梅花》只有两千多字，却网罗了武侠叙事中全部的套路，把故事都减到了极致；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是与鲁迅的《孔乙己》和《祝福》中酷似的减法式的处理与戏剧性的细节重复，会心的微笑与令人辛酸的大悲悯……这正是他的小说之所以受欢迎的根本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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