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写作、思考，是张红军的兴趣，也是习惯。中学时，张红军除了尝试诗歌、小说的写作，还要求自己每天写日记，新浪，记录所思所想与日常经历的一些事情。遗憾的是，这些日记未能保存下来。“这个时期的阅读，尤其是记日记，对我书面表达能力的提高影响很大。至于那些日记，我现在做梦都在寻找，它实际上是通过一个学生的视角反映那个时代许多真实的状况，如果保留下来，会是很珍贵的资料。”
1985年，张红军以全县语文最高分进入大学。这一年，是中国“新时期”最活跃的一年：莫言发表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发表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爸爸爸》，王安忆发表了她的《小鲍庄》，刘索拉、残雪、马原纷纷登场，存在主义小说、荒诞小说、元叙事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开始出现……同学们常常围绕新发表的各类作品展开激烈讨论。此时的张红军开始写一些文学评论，这是他走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这条路的最初契机。“我们赶上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期，从而让我们对文学有了更多可以去体验的东西。”张红军说。
访谈中，张红军还列举了令他骄傲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进入初中、高中、大学时，作文课上第一次评点的“范文”都是他的文章；第二件事，读大学时，曾经担任学校文学社社长，一直生活在一个思想活跃的文学氛围中；第三件事，小学时，他曾获全县语文竞赛第二名，“奖品是几本语文辅导教材”，张红军至今对此记忆深刻。
兴趣，指引了张红军一生的道路，学生时代的“三件事”又不断激励着他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文学最终成为他一生的事业。他说，“我始终认为，对于从事文学的人来讲，首先应当把它当成一种精神享受。”
高校院长和市作协主席
两种角色为文学评论提供多元视角
在张红军的身上，有诸多标签和身份。他在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文化传播学院院长任上待了将近十年，是大学里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威海市作协主席、作家、文学评论家。这些身份看似毫不相关，实则又相互作用。
高校院长和市作协主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是文学把二者联结在了一起。张红军曾经以自己的经验告诫学生们，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应该充分考虑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特长，这样才会走得远，走得顺畅。参加工作后的张红军，主要从事文学评论与研究工作。接手威海市作协主席，也是因为内心的文学情结，以及对文学的热爱。
人无分身之术，张红军一直在两种身份中寻求结合点，并尝试用两种视角去看文学。他举了一个例子。站在市作协主席的立场去观察文学评论家时，会侧重考察评论家通过自己的研究给文学带来了什么、其文学评论是否真地和文学现场有关，而不会完全用学术体制里的方式，看评论家发表了多少文章，发表刊物都是什么级别。相反，高校院长的角色也对市作协主席的这一角色产生了影响。高校的环境相较社会更加纯粹，这会促使张红军淡化市作协主席的“身份”和“权力”意识，以更加纯粹的目的和方式，去履行作协主席的职责，为威海的文学发展做一些实事。
张红军讲，文学评论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跟踪批评的，这类评论家通常和作家联系密切，优点是多数情况下都在文学现场，缺点是容易养成和作家互相吹捧的不良风气。另一类，则是学院派批评，相对来讲会较为超脱，这类评论家多分布于高校中，讲话会比较有学理性，但缺点是有时会距离文学现场较远。而在张红军身上，高校教授、市作协主席的两种身份融合，恰恰会给他的文学研究提供更加多元的视角。
文学评论和文学什么关系？
绝非指手画脚地干涉
回归根本，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是什么关系？这是很多人面对文学评论家时，都会提出的疑问。对此，张红军给出的解释是：文学评论于文学创作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绝不是指手画脚地告诉作家该如何去创作。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仅仅是指文学作品，还包括了这个时代的文学评论。考虑文学与文学评论的关系，要将视角放在一个大的框架里、从整体角度去理解。
为何这么说？张红军举了一个例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新文学基本上是被设计出来的，而并非是作家顺着一种惯性，在不受外界影响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一种选择。比如，胡适当年倡导白话文学，便是先有想法和主张，然后才开始尝试。上世纪40年代、80年代，乃至于当下中国文学整体方向的选择，也都有外力在起作用。当理论家、评论家意识到原来文学的路子出了问题时，就会去倡导一种新的文学理念与风格，进而对文学创作走向发生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