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代际角度考察当代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可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文艺学知识生产场中存在两支规模宏大的队伍：一支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文艺理论家群体，另一支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文艺理论家群体。从曼海姆建构的代际理论出发，对于上述现象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可以发现，30后一代和50后一代文学理论工作者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文化立场、文艺观点上的差异，深刻地影响了其文艺学生产方式，这深刻地体现在其对文学的审美属性、文学自主性自律性等问题的看法上。
关键词：文艺学 生产 代际理论
作者陶东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广州510006）。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2年第1期P26—P34
责任编辑：马涛
本文尝试使用代际理论，百度，来分析当代中国的文艺学知识生产场域。由于篇幅关系，分析对象主要聚焦30后一代和50后一代（无论是生理学意义上，还是社会学意义上，这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父子两代）文学理论工作者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文化立场、文艺观点上的深刻差异。
在展开分析之前，须先说明两点。第一，“代”作为文化社会学的分析范畴，其分析对象乃群体而非个体。因此它的结论（如某某代人有某某特征），常常过于概括而不适用于每个个体。当我们说“80后如何如何”时，肯定有某些80后个体不符合这个概括。换言之，关于“代”的各种概括都是可以证伪的。第二，“30后”“50后”只是沿袭下来的方便说法，属于简单的生理年龄划分，在用于分析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代”时，不能机械理解与运用。比如：有些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学者，其学术文化意义上的“代”应归入30后；某些40年代初出生的学者，其学术文化意义上的“代”应该归入30后；而某些40年代末出生的学者，其学术文化意义上的“代”则应该归入50后。
一、现象描述与理论依据
稍加留意就能发现，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场中存在两支规模宏大的队伍。一支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文艺理论家群体，另一支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文艺理论家群体。30后和50后的文艺学学者不但很集中，而且大多具有师承关系：50后的导师大多数是30后（当然也有个别例外）。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文艺理论家人数少得多，没有形成一个像30后、50后这样的庞大群体。尽管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但是首先，这个队伍远不如30后和50后庞大；其次，其中个别40年代初出生的学者其实应该归入学术意义上的30后，其经历、接受教育与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基本和30后学者群体一致；而40年代末出生的学者其实应该归入50后，其经历、接受教育与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基本和50后学者群体一致。
参照一下当代作家的情况，我们会发现文学理论学者的这种代际分布不平衡，也出现在作家群体中。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作家，可谓群星璀璨，被错划为“右派”的作家、“归来作家”基本都是30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主力也是30后。同样群星璀璨的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仅知青作家就是一个相当庞大的队伍）。另外，一些60年代初出生的作家，其文学创作意义上的“代”其实可归入50后。相比之下，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著名作家就比较少。
在上述简要的现象描述后，我想交代一下本文的理论依据。
曼海姆是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代际理论的创始人。曼海姆认为，“代”是一个“集体事实”（collective fact），而不是“具体社会群体”（concrete social group）。“具体社会群体”是有具体的实质性联系、通过明确的目标有意识组织起来的小群体，它的基础可以是自然生命（如家庭），也可以是“对理性意志的有意识运用”（如政党、教派等）。前者是自然形成的社群（如家庭成员因为出身缘故形成一个群体），后者是有意识、有共同目标的联合体，但这两者都不是“代”。在曼海姆看来，“代”是由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所谓“代位置”）决定的，这点与阶级相似。阶级是由特定个体在特定社会的经济和权力结构中的共同位置建构的，因而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论有关个体是否意识到或承认这个事实。这样，阶级就不同于具有明确共同目标的有意识组织（如政党），也不同于自然形成的群体（如家庭）。与阶级类似，“代”的统一性是由在社会整体中位置相似的个体组成的。代位置的基础虽然是自然或生物性质的（如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但不能仅仅通过它来解释或界定社会学意义上的“代”，否则就落入了自然主义的窠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