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元诗观念在诗歌研究界广为人知，张枣实际上有首倡之功。他在名文《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对元诗多有涉及，虽然沾染有诗人的微妙言辞，但仍提出了元诗这一视域。而他的博士论文《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1]更是将元诗观念贯通进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整体考察，使元诗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写作尤其是现代主义实践的核心概念之一，虽然由于论述范围过大——从现代时期延续到当代——也有让元诗观念漫漶无边进而消失的危险。张枣的文章和博士论文提醒我们，以元诗观念反观和回溯中国现代诗学是必要的，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现代诗歌的现代性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更可以反思、解构和重构元诗的观念。本文首先试图从三个角度重新认识元诗观念：第一，考察元诗与语言的关系，作为一种激进的现代主义写作实践，元诗的建构离不开现代语言哲学的支撑；第二，思考元诗观念和创造观念之间的关系，在观念的谱系学中确认元诗的宗教与浪漫主义来源；第三，则是辨析元诗与超验诗、纯诗之间的关系，试图认清元诗作为一种诗歌方法、理论甚至类型的可能。最后，在以上基础上讨论元诗的当代性。
一
元诗的建构、激进现代主义与语言哲学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的话被张枣作为朝向语言风暴的《朝向语言风暴的危险旅行》一文开头的题词：“正是语言沉浸于语言自身的那个特质，才不为人所知。这就是为何语言是一个奇妙而硕果累累的秘密。”语言是张枣元诗论述的逻辑起点，元诗和语言之间也具有一种奇妙的同一性。诗其实不妨就是“诗沉浸于诗自身的那个特质”。张枣如此定义和描述元诗：
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关键特征是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也就是在诗歌的程序中让语言的物质实体获得具体的空间感并将其本身作为富于诗意的质量来确立。如此，在诗歌方法论上就势必出现一种新的自我所指和抒情客观性。对写作本身的觉悟，会导向将抒情动作本身当做主题，而这就会最直接展示诗的诗意性。“元诗歌”（metapoetry），或者说“诗歌的形而上学”，即：诗是关于诗本身的，诗的过程可以读作是显露写作者姿态，他的写作焦虑和方法论反思与辩解的过程。因而元诗常常首先追问如何能发明一种言说，并用它来打破萦绕人类的宇宙沉寂。[2]
这是张枣对元诗最为详细的说明，即使和他的博士论文相比也是如此。对语言本体的沉浸意味着，诗人的主体性最大程度地消融在了语言活动之中，而成为了语言的主体性。在同篇文章中，张枣以柏桦为例评价说：“抒情我（诗的说话声音)将其写者姿态溶解到语言自律的客观化过程中，使诗指向空白、沉寂、诗意的缺在等审美的消极品质（其实刚好是现实的品质）并使其在一个结构的来龙去脉中得以最精确最逻辑的命名再现。”[3]抒情主体（抒情“我”）在语言主体中隐而不显，重要的是“语言反涉和反思特性”[4]“自我所指和抒情客观性”，抑或“语言自律的客观化过程”。可以看出，元诗是一种无比激进的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实践。
元诗这一观念能大行其道，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语言哲学在中国的兴起有很大关系，更深深植根于二十世纪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之中。无独有偶，同为第三代诗人的于坚也在其“拒绝隐喻”的立场下谈到过元诗，而其实在1993-1995年之间，“元诗被遮蔽在所指中。遮蔽在隐喻中。成为被遮蔽在隐喻之下的‘在场’”[5]。元诗这个字眼在于坚诗论中只是偶尔出现，“命名所创造的是元诗，其隐喻是元隐喻，能指和所指是一元”[6]。同时，他将“命名”与“正名”对立起来，并认为命名“是开始，是神性的，是创造的”[7]，而正名则等而下之了，是他需要拒绝的文化隐喻，于坚似乎并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诗学思想。其实，正名又何尝不可能是命名的努力呢？但不管是张枣还是于坚，都将元诗与诗人的命名能力联系起来，只不过于坚对此做了一种僵化的理解。而张枣的元诗观更为辩证和圆通。张枣显然认为命名不可能一劳永逸，而需要诗人的持续努力。张枣这样解读鲁迅《野草》中的言说困境：“说话的‘我’所呈现出的姿态是一个虽然身处语言困境，却在始终尝试自我改良和完善的‘我’的形象……从元诗角度可以说：‘我’苦于失语；‘我’必须通过不断的命名来让‘我’的失语获得理解；‘我’必须走出‘我’的失语。”[8]这就将命名更多融入了语言活动的动态过程之中。命名被于坚神秘化了，而在张枣这里，命名则被等同于“语言说话”[9]，更多表现出现代语言哲学的思想滋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