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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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文脉,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中,不同时代的优秀思想家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包括庄子的重要贡献。闻一多先生在《古典新义》中说:“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庄子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他的丰富、深邃、具有独特魅力的思想,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对中华文脉的形成和传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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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思想与中国哲学
庄子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之大,可以借用章炳麟《庄子解故》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命世哲人,莫若庄氏。”其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庄子思想与老子思想共同奠定了道家哲学体系的基石。除此之外,庄子思想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体现在诸多方面,难以尽述。这里仅以比较有代表性的魏晋玄学为例,来说明庄子对于中国哲学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兴盛。《庄子》与《易经》《老子》并称“三玄”。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中,有“《庄》《老》《周易》,总谓《三玄》”的说法,将《庄子》排在首位,反映了庄子思想在玄学中的巨大影响。诚如闻一多在《古典新义》中所说:“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
正始年间,士大夫崇尚清谈,《庄子》成为当时玄学家谈论的主要内容。“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都发挥了庄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
阮籍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人物。《三国志》说他“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在行为特征上,阮籍有庄子的遗风,他隐居山林,纵酒谈玄,表现出一种放任不羁的叛逆精神。而在思想上,阮籍继承了庄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庄子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有着自己的本性、真性。《庄子·马蹄》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主张取消世俗社会仁义礼乐对于人性的束缚和羁绊,让人和万物一样顺应自然而生存、发展,回到自己的自然本性上去。阮籍则提出,纲常名教被权贵阶层利用,给人们套上精神枷锁,扭曲人的自然本性。因此只有引领人们回归自然之道,才能恢复人的本性和真情。在《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借大人之口,抨击“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的权贵阶层和“上下相残”的社会现实,挞伐权贵们“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控诉名教对人性的摧残。在《达庄论》中,阮籍发挥庄子“齐物论”思想,提出“以死生为一贯,以是非为一条”,一切都是相对的,应该破除绝对化的认识。他认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回归自然之道,体悟道德之妙。这些观念,都是对于庄子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另一位玄学人物嵇康,《晋书·嵇康传》称其“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嵇康平生崇奉老庄思想,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在《卜疑》中他还表示自己所向往的,是“如庄周之齐物变化,洞达而放逸”。相比于阮籍,嵇康对于名教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否定态度。在《释私论》中,他公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把“名教”与“自然”直接对立起来,主张超越名教、回归自然,表现出对于封建礼教的强烈叛逆精神。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嵇康对儒家名教的功用提出质疑。他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六经其实是通过压抑人性或将人性引入歧途的方式,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然而统治者滥用儒家名教不仅达不到治理社会的目的,而且还摧残了人性。只有除去名教的束缚,让天下百姓“从欲”,恢复人们的自然本性,才能使社会得到治理,走向和谐。嵇康还发挥了庄子注重精神修养的思想,他在《养生论》中说:“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嵇康的《养生论》与庄子的《养生主》一脉相承,都强调只有精神不被外物——特别是功名利禄——所诱惑,才能专注于大道,“与天地精神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