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最后一天,当人们在商业街或广场等待跨年的时候,作家郑在欢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同进入了胡同里的蓬蒿剧场。在这个隐秘的地方,他要开一场自己的新书发布会。
对于图书的售卖来说,这是一个惯常的流程。以往的这类活动,大多以作家对谈为主,严肃、正经,有时甚至是尴尬。郑在欢对这种固定的形式多少有些抗拒,他觉得,让人感受文本魅力,远比那些解构的内容更有意义,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在一两个小时的谈话里,悟出一个又一个的生命道理”。
郑在欢新作《今夜通宵杀敌》。/微博@上海文艺出版社
所以在那晚的活动上,郑在欢也没有和那些来自文学圈的朋友谈论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他们只是轮番地去阅读新书《今夜通宵杀敌》里的片段,读完之后,再和场下的观众聊着每个人所独有的通宵故事。
其中有一个女孩的分享让郑在欢记忆犹新。女孩说,自己曾经在跨年夜坐火车跑到郑州去见一个心爱的人,但那个人并没有出门见她。那天凌晨,饥肠辘辘的她,吃着从车站附近买来的蛋饼,又买了一张返回北京的票。她知道,等抵达的时候,迎接她的将是下一个晨曦。
如果是在小说中,这个故事无疑是俗套的,但当一个真实的人面对面讲述时,故事的质感就变得不再一样。在郑在欢看来,这就是语言在现实语境中的魅力。在这背后,有互动,也有共情,而这些,正是文学所追求的。
2021年12月11日,作家郑在欢与导演王红卫、十月杂志副主编季亚娅、单向空间编辑总监罗丹妮,一起就他的新书《今夜通宵杀敌》展开了一场对谈。/微博@单向街图书馆
除了与读者交流,郑在欢的小说还联结了他身边的那些朋友。在这场跨年秀开始前,他们每天都会在一起排练,他说:“大家过的是一种集体生活,能和我打心眼儿里欣赏的人玩在一起是特别美妙的事情。”
而这些朋友,也让喜欢摇滚乐的郑在欢圆了组乐队、当主唱的梦,起码在那晚,他很尽兴。从小就喜欢音乐的他,哼唱过周杰伦,长时间听过刀郎,也模仿过许巍。懵懵懂懂的那段时期,他经常会把磁带的后半截扯出来,录上自己唱的歌。他觉得,那时候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八成都是喜欢文艺的,当时的流行文化也提供了很好的滋养。他说:“其实‘娱乐至死’也挺好的,但前提是高质量的内容。”
“自己写得不爽,小说就没意思了”
郑在欢今年32岁,和同龄作家相比,他的职业生涯是比较长的。1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写小说了。去年年末接续出版的这两本书,其中大多的篇目也都是他在二十三四岁时完成的。
写下这些故事那几年,他在北京过着一种封闭的生活。他待在出租屋里,床上堆满了书,消磨时间的方式,除了饥不择食似的阅读,就是一天看4部电影,等入睡时,已经是凌晨四五点钟了。在郑在欢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写一部长篇小说。他当时觉得,长篇作品才能算作一本书,而出版一部长篇小说,才能有出名的机会。
作家郑在欢。/受访者供图
但坚持了两年后,他发现自己写的东西无处发表,出书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在煎熬的日子里,他靠写一些短篇故事来调节自己的心绪。渐渐地,他发觉,好像这种形式的小说也很有魅力。
他写下的第一篇叫《这个世界有鬼》。那段时间,人们都在关注着富士康员工跳楼的社会新闻,郑在欢在报纸上也看到了一篇与此相关的简短报道。报道里写,三个少年相约去自杀,最后,两个人离世,一个人幸存了下来。
郑在欢以此为原型,写了这篇小说。在写那位幸存者时,他如是写道:“李青出院之后受到了各方关注,记者堵在他的出租屋里,反复问着他同样的问题。他只用一句‘活得太累’敷衍他们。他们给他请了心理医生,面对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他只能说自己‘喜欢活着’。”郑在欢说:“我写小说,并不是想把故事讲成那种社会调查,我想追求的是,把一件事儿说得有趣、丰富而有弹性,如果写得太俗,或者我自己写得不爽了,小说就没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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