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全球化时代，个体仍需民族共同体提供安全利益保障和身份情感归属。中国文学因民族意识的融入，有机参与民族共同体构建，并造就民族文学观，在中华民族救亡、崛起和复兴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民族文学观产生过程中，有很多与中国现代民族文学相关的论争，如“民族化”与“化民族”、民族性与阶级性、审美的个性与共性、自言与代言等；也有很多与“民族性”相关的概念，如民间性、平民性、阶级性等。梳理这些论争的主要观点及其内涵，有助于从深层次把握民族文学观，增强民族意识、国家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对于这些问题，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谢刚副教授和江震龙教授有着长久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本报记者由此采访了两位学者。
议题论争体现理论构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和江老师关注民族文学观的缘起是什么？
谢刚：这几年，我主持一个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是从解读系列关键概念入手，研究这个课题。毫无疑问，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而言，民族性是一个关键概念。为了搞清楚民族性文学概念的“前史”或初期形态，我查阅了几本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关键词的著作，发现其中对民族性概念的描述比较粗略，于是就想写一篇关于中国现代民族性文学观念的论文。在深入查阅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多数言论不是直接就“民族性”文学理论概念展开陈述，而是聚焦“国民文学”“平民文学”“大众文学”“民族形式”等议题的探讨和论争。综观这些言论，它们背后要传达的，实际上就是关于“民族文学”的理论构想，即“民族文学观”。以往，学界从不同侧面介入过这一议题，也取得了不少出色的研究成果。像“民族主义文学”“民族形式”论争等领域研究，都产生了很多思考深入、见解深刻的著述。但我意图从更为整体性和全局性的视角，来探查现代民族文学观的构建。
自鸦片战争以来，谋求中华民族的自强与振兴，是中国社会思潮一以贯之的主旋律。近代以来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学人和作家，如何借由文学之思参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创构新的现代民族文学？这显然是一个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议题。在当今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是时代最强音，重新整理现代中国民族文学思想遗产，无疑具有以古鉴今的重要价值。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共同抗疫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诸更为直观和切身的社会实践。毋庸讳言，这种共同体意识的高度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的考察，也赋予民族文学观更深刻的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到“民族文学”，人们往往会想到少数民族文学。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江震龙：在当前中国的文学与学术语境中，“民族文学”时常被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简称或专称使用，但“少数民族文学”是在当代中国才被普遍使用的说法，是新中国多民族政策贯彻于文学领域的产物，因此上述简称只存在于当代中国。现代中国还未出现“民族文学”专指“少数民族文学”的表述，所以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观中的“民族文学”主要指国家文学性质的民族文学，近似于马克思与歌德所说的“民族文学”。而民族文学观则是对文学与民族之间关系的观念表述及理论建构。
观点分歧蕴含话语合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现代中国民族文学论争，包括“民族化”与“化民族”、民族性与阶级性、审美的个性与共性、自言与代言等。这几项论争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谢刚：现代中国对民族文学的建构，大体上是在论争中完成的。“民族化”和“化民族”之争，既存在于五四时期新旧文学阵营之间，也存在于新文学阵营内部；既存在于五四时期，也存在于“五四”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大体说来，“民族化”观点主张民族文学的创构要向后看齐、向下看齐，即不能离开传统文学和民间文学。当然，传统和民间文学形态常常叠合在一起。“化民族”观点主要坚持具有启蒙意识的民族文学，这种文学能够用现代意识教育民族大众，革新他们的思想认识。
